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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慈善先要避免理念误区

2013年06月22日10:18中国行业联盟

比尔·盖茨在《人民日报》刊文呼吁中国富人行善,这固然是十分国际主义。但的确需要考虑到中国整体的慈善水平相对落后,制度限制比较多等具体情况,其中最重要的,我以为是首先要避免陷入慈善的理念误区。

首先必须明确,慈善的重要功能是"授人以渔"而不是"直接给鱼"。这其中最重要的是鼓励受助人提高自身能力。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教授就指出,人的不平等主要是能力不平等所致,而个人能力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又是受制于制度缺失,尤其是经济上的市场制度、政治上的民主制度和社会层面的市民社会体系,任何一方面的制度缺失,都会影响到其他方面的自由。因此,提高能力,拓展自由,才是慈善事业的宗旨所在。

其次,必须认识到,贫困人口或需受助人口总是存在的。而目前在受助人数的认定上相当随意,有观点认为,占全国总人口近 20%的人需要救助,这种估计有点夸大其词了。这种估计一般是基于如下数据: 2005年冬,全国需救助受灾人数达 7200万,另中国有6000 万残疾人,2000万生活在城市低保线以下的人, 2610万绝对贫困人口和 4977万相对贫困人口。总数相加也只有17 %,何况需救助受灾人口中大部分是暂时需要救助而非丧失能力的人,而贫困人口数与低保线下人数、残疾人数、需救助受灾人数之间存在重复计算的问题,所以20 %这个数目多少有点骇人听闻。(参见《贫民窟1》《贫民窟2》)

事实上,主要问题还不在于对相关数据测算的不精细,而在于对慈善事业的理解存在误区,而这个也恰恰是目前慈善业面临困境的重要原因。这种误解往往是基于将慈善与政府职能对立起来的假设,认定即便慈善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政府不足,也不可以忽略政府本来应该承担的责任,不能免除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社会保障的职责。实际上,早在现代政府产生之前,慈善事业就已经在运行了,所以将慈善作为政府职能补充的看法并不确切。尽管这种认为政府不应该失职的观点不错,但和慈善本身并没有多大关联,因为慈善业早于政府就出现了。

而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转移支付,却可以通过更慈善更加公益的方式进行。这就需要政府财政在拓展人的基本能力的几个层面有所倾斜,并且人大应当审议政府的年度支出在义务教育、医疗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有无增加、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是否恰当等。但财政资金如何更有效用于救助则大有学问。当然政府可以选择自身设立部门或者 GONGO(政府支持的非政府组织,也被叫做"二政府"而非真正意义上独立的 NGO)来作慈善。但"希望工程"挪用款项的案子表明,一些慈善活动运作不透明,存在很大浪费,资金使用率非常低。但如果考虑政府出资招标,由独立的 NGO透明运作,无疑会提高慈善活动的效率,增进整个社会福利。

尽管独立的NGO在中国的地位非常尴尬,但其运作的专业性却是政府部门所不及。不论是在面对社会瞬息万变的情况下的反应能力上,还是在组织管理上避免官僚制度的灵活性上,NGO都要略胜一筹。但目前 NGO的发展步履维艰。首先NGO 需要主管部门,不然就只能注册为企业,从而无法享受微小的税收优惠;其次,NGO在政策、资金以及专业人才方面也比较缺乏;再次, NGO必须和政府部门以及二政府机构竞争,而这注定是一场失败的比赛,因为立规距者自己下场玩游戏,其他人哪里会是对手;最后,由于中国人对公民社会意识普遍较薄弱,对NGO来说更缺乏广泛的群众支持,这种理念上的缺失,或许正是造成当前NGO不能在慈善事业上大展拳脚的重要原因。

值得强调的是,NGO是市民社会自发秩序的一部分,也是慈善公益事业最重要的行动主体。卡内基认为赚钱是一项很难的事情,但是用钱并将钱用在刀刃上,那是件更难的事情。而 NGO的发展正是将钱花在刀刃上的理念不断促成的,将慈善资金更规范透明高效的转移到最需救助的人手中,并且现代NGO的理念绝不是仅停留在捐钱捐物的手段上,尽管在突发性灾难后,这种手段仍很有必要,但大量的NGO在组织慈善活动时,已侧重于"捐理念捐方法",注重提升受助者的基本能力了。

以目前的教育培训为例,与以前单纯志愿行为不同,现在的教育培训更注重从农村招募贫困的妇女儿童学习实用的文化技术以及其他基本知识,这些培训事先都不收费,因此在投入上需要慈善基金。但是培训后,这些贫困人口就可进入劳动力市场,凭着学到的一技之长获取报酬,而后通过分期偿还的方式来偿还教育培训费用,这样只要有先期投入,慈善事业就可以自身运转起来。

这个例子只是众多慈善方式中的一种,其核心理念依然是"授人以渔",通过提高受助对象的自身能力使其获得脱贫致富能力,这才是治本良方。而政府应该看到这种趋势,在财政上加以扶持,政策上予以鼓励,促进NGO等社会第三部门的发展,使得政府能在减负的同时,更有效的解决贫困、环境、教育以及医疗等方面的问题。